2022年10月5日，当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揭晓。获奖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贝尔托齐（Carolyn R. Bertozzi）、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梅尔达尔（Morten P. Meldal）和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沙普利斯（Karl Barry Sharpless），获奖原因为“在点击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方面的发展”。其中，卡罗琳·贝尔托齐是史上第八位诺贝尔化学奖女性得主，她也是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第一位公开的女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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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后的卡罗琳·贝尔托齐（图源：斯坦福大学）
卡罗琳·贝尔托齐出生于一个学术家庭。她的父亲威廉（William）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教授，研究领域是核物理实验。她的姐姐安德烈娅（Andrea）是一位应用数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安德烈娅，和她所经历的一场风波。
安德烈娅·贝尔托齐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本硕博学位，导师为著名应用数学家Andrew Majda。安德烈娅在流体力学、图像处理、社会科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她2018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2019年获得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SIAM）Kleinman奖。
安德烈娅·贝尔托齐（图源：UCLA）
让安德烈娅惹上麻烦的，是她对“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的研究。什么是“预测性警务”呢？就是用大数据方法，对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类型、犯罪者和受害人进行预测，使得警方能够作出针对性部署。
这听起来很科幻，容易使人联想起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不老男神阿汤哥主演的电影《少数派报告》。在这部影片中，2054年的美国发展出了名为“先知”的黑科技，能侦察出人的犯罪企图，在犯罪发生之前就将罪犯逮捕并判刑。
电影《少数派报告》剧照（图源：IMDB）
当然，现实没有电影中那么神奇，用大数据方法只能预测出一个大致范围。例如一个名为PredPol的公司所开发的软件，能够计算出在面积为500平方英尺的地域内，未来12小时内发生特定类型犯罪的概率，并决定警察是否需要前去巡逻。这一软件被包括洛杉矶警察局在内的超过50家警察局使用。据统计，使用PredPol软件后，犯罪数量平均降低了7.4%。在加州圣塔克鲁兹市，使用PredPol软件后，入室盗窃降低了20%。
PredPol公司的创办人是UCLA人类学教授布兰廷汉姆（Jeffrey Brantingham）。安德烈娅长期与布兰廷汉姆合作研究预测性警务，并且投资了PredPol公司。
除了美国以外，预测性警务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也被采用，对社会治安都有一定改善。
然而，预测性警务也引发了大量有关正义与公平的争议。预测性警务依据的是警方过往执法的记录，如果警方本身执法时就带有偏见，预测出来的结果还会准确吗？会否加深警方的偏见？因为某个地域或者人群的犯罪可能性高，就加强监控，这对被监控者是否公平？预测性警务对治安的改善又如何才能准确地评估？
另一方面，预测性警务的支持者也有话说。预测性警务对社会治安的改善是有统计数据支持的，在同行评议的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不是空口白话。采用预测性警务后，警方执法效率更高，节省了纳税人的钱。如果不按照预测来执行任务，导致本可预防的罪行发生，对于受害者又公平吗？
在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美国，不同出身背景、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会有很大差别。2019年5月，UCLA校友Lena Nguyen在校刊上发文，质疑PredPol以及布兰廷汉姆的相关研究。随后，安德烈娅在校刊上发表回应，为他们的研究辩护。不过，这并不能让反对者们满意。仅仅一年后，对于预测性警务的质疑终于借助一个契机集中爆发出来。
2020年6月4日，女数学家协会（AWM）宣布，安德烈娅·贝尔托齐被邀请做2021年的诺特讲座。该讲座由AWM与美国数学会（AMS）联合举办，在每年一月份各大数学协会的联合数学会议（JMM）上进行。这一宣布的时机糟糕之极：就在十天之前，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警方暴力执法而丧生，引爆了全美对警察暴力与种族歧视的抗议。激进的示威者甚至提出“废除警察”、“消减警察经费”等口号。在这一时刻，与警方有着深度合作的安德烈娅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选择安德烈娅进行诺特讲座的决定，实际上在2019年11月便已作出，安德烈娅的演讲内容也并不涉及预测性警务。但这样的辩解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怒火前显得苍白无力，AWM的邮箱立刻就被抗议信件挤爆。在这种情况下，AWM与安德烈娅协商，于6月11日宣布取消安德烈娅的诺特讲座，并为她们对宣布讲座的时机不敏感，以及因此带来的痛苦，而致歉。（原文：AWM apologizes for our insensitivity in the timing of the announcement last week of the lecturer and the pain it caused.）这一声明更让反对者们怒不可遏：难道你们的错误仅仅是选择了一个糟糕的时机吗？
在6月11日当天，几名数学家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数学界抵制与警方合作的研究。作为例子，信中特意指出了2016年8月在布朗大学的数学计算与实验研究所（ICERM）举办的一次关于预测性警务的研讨会。安德烈娅·贝尔托齐和布兰廷汉姆组织了这一有警方代表参加的研讨会，当地警局为会上的小组讨论提供了数据。在公开信作者们看来，此类与警方的合作都不应该进行。他们强烈要求任何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算法都必须接受公开审查，并呼吁学界在开设数据科学课程时都加入相应的伦理与法律内容。
这封公开信收集到了将近两千个签名。在舆论压力下，AWM宣布，2021年度的诺特讲座彻底取消，不再选择别的演讲者。作为替代，AWM将举办一次专题讨论，主旨为算法及科研中的平权、伦理和偏见。同时AWM还设立了一个格雷社会公正奖（Mary and Alfie Gray Award for Social Justice），以表彰使用数学来促进社会公正的研究。
自此，这场风波逐渐平息下来。可以想象，预测性警务这一研究领域，从此会受到学术界更加严厉的审视，地位尴尬。至于身处风暴中心的安德烈娅·贝尔托齐，任何组织再想要邀请她去做报告，都得三思而后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数学系原本邀请她在“希帕蒂娅讨论班”上做报告，就因此取消。这算不算妨碍了学术自由呢？
科技进步，固然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却也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两年前在社交网络上刷屏的调查报告《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谈及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如何在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需要科学界一直努力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