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逝世49周年。竺可桢不仅以开创性的气象研究和教育闻名于世，还在科学史研究和科学普及事业方面也有卓越成就，2004—2013年出版的《竺可桢全集》是其作品集大成者。李玉海曾任竺可桢秘书、原中国科学院技术条件局局长、《竺可桢全集》副主编，著有《竺可桢年谱简编》《竺可桢的抗战年代——竺藏照片考述》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李玉海专门撰写《竺可桢的三大精神遗产——兼述<竺可桢全集>主编樊洪业等的奉献》一文，系统总结竺可桢的精神遗产，回顾《竺可桢全集》编撰背后的故事，以飨读者。
竺可桢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近代气象学、地理学与气象事业的奠基者。民国时期，他先后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1927年当选中国科学社第四任社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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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于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1974年2月7日病逝于北京。他光辉的一生，为后世留下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国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纵观竺可桢之一生，“三立”皆备。竺可桢以求是精神醒世律己，以敬业精神继往开来，研究风云水土累累硕果，惠及后世千秋，培育人才桃李满天下。
竺可桢是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具有卓越的领导天赋。他先后担任过系主任、所长、校长、副院长，在这些领导岗位上尽显领导才华。驾驭全局，目标宏大，知人善任，化解矛盾，排除万难，尽职尽责，在各个领导岗位上都取得令人信服与仰慕的业绩。
他还具有突出的人格魅力、巨大的学界声望、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勤奋治学、实事求是、公私分明、毅力坚强、办事公正、平易近人、待人真诚等等高尚品格。他离去数十年来，后辈们仍念念不忘，崇敬有加。科学界、教育界一直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怀念，在他的诞辰和忌日举办纪念活动、出版传记、发行纪念邮票、辟设“陈列室”和“纪念馆”、其塑像见于多地等等。而在众多报刊上发表的纪念、回忆文章及研究论著多年连续不断，数量之多，在科学家群体中罕能出其右。据统计，截至2014年，相关文章和论著就多达900余篇（部）。（张立：《“竺可桢研究”相关文献的统计与分析》，载浙江大学编印的《“竺可桢学”研讨会文集》第36页，2014年5月）
竺可桢一生勤奋忘我，孜孜以求，笔耕不辍，著作丰富宏伟，涉及领域众多。他的遗作皆属上品力作，众多学界名士呼吁出版。《竺可桢文集》于1979年出版，但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仅选收论文79篇，约70万字。2000年3月，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前后，叶笃正、黄秉维、施雅风、陈述彭等十几位院士提出增补《竺可桢文集》的建议，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在收集整理过程中，大家觉得有必要出版全集。2001年3月1日《竺可桢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编纂工作启动。
十三年磨一剑。《全集》的编纂出版历时长达13年。当初计划出版20卷，最终增加到24卷，从2004年开始陆续出版，截至2013年全部出齐。前4卷收录竺可桢已刊与未刊的中文著述，包括学术论文、科普文章、工作报告、思想自传、往来信函、演说与诗作、自存手稿以及履历表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22至24卷属于补编，是前5卷出版后收集到的，其中大部分是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于气象研究所档案中竺可桢与各方进行工作联系的信函与函稿，以及任职浙大校长期间尚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为决定气象研究所有关所务与重大事项致代理所长吕炯等的信函。著述部分前5后3计8卷。第6卷至第21卷是日记部分，计16卷。煌煌24卷《全集》，近2000万字。这部鸿篇巨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国内篇幅最长的自然科学家个人文集，文字跨越长达58年的历史。
《全集》编纂以“存真”、“求全”为宗旨，如实展现竺可桢的人生道路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为后世提供价值独特的珍贵史料。《全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折射出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对20世纪中国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堪称20世纪我国科学文化的历史宝库。它在大时间尺度上，为中国科学史、中国学术组织及其活动（中国科学社、学会）史、中国气象学史及气象事业发展史、中国教育史、中央研究院史、浙江大学史和中国科学院史研究提供极为丰富、弥足珍贵而具体入微的史料。
24卷《竺可桢全集》于2013年全部出齐
《全集》为我们展现了一位科学巨匠更为立体和丰满的人生轨迹。他从青年时代就怀揣“科学救国”的梦想，一生勤奋治学，锲而不舍，在气象学、地理学、科学史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奠基性与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果，被尊为气象学与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为推进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卓越贡献。《全集》所展示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同样感人至深。
《全集》的鲜明特征是日记部分占据主体，还有大量书信。日记占《全集》的三分之二，从1936年至1974年初长达38年，约1300万字。竺可桢的日记以个人的视角，记录了从民国到新中国的历史嬗变，穿越全民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波涛，记述细腻入微，内容丰富翔实。竺可桢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诞生的第一代科学家中的佼佼者。时势英雄，风云际会，20世纪中国诸多名人遂以不同的时空分布会聚在他的日记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展现在他笔下的字里行间。且不说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同窗友好、门生下属，由于他一生中无论主持何种事业都深入基层，每到一地都体察民情，也会随时随地记下相偕相遇之人的谈话与印象，其中不乏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清扫服务者流，当然也由此而可透视中国底层社会之种种百态。
竺可桢日记在格式上有鲜明的个性与诸多独特的创造，在内容上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记载详细入微。对当日发生的历史重大事件与新闻，当日参与、处理、经历的事物、见闻，出席会议时对与会人物及发言要点，都有记载，对某些人物与事件，更有细节描述，为众多重要人物研究提供了真实的史料。其内容，不仅涉及科学和教育领域，也记述了其广泛参与的社会各界活动。除了气象、地理之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博物杂俎，无不涉猎。大到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路途见闻、收寄信件等，无所不包。日记中还记载着他个人的大量阅读，折射出他的勤奋与兴趣之广泛。
人文学者张荣明教授，近15年来看过不下100部日记，其中晚清时期大概有四五十部，民国时期也有四五十部。他称竺可桢日记是“日记王国中的古今第一巨无霸，现存16卷一千三百多万字数已超越晚清四大日记（《越縵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和日记》）字数之总量。” （张荣明：《竺可桢与陈寅恪》，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在民国的日记中，竺可桢日记是空前绝后的，没有人能够取代他。”“只有从头至尾看过一遍，你才能真正感悟到这是一部在民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空前绝后的大师日记。”（张荣明：《空前绝后的竺可桢日记》，载2014年7月2日《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张荣明先生应邀出席《全集》出版座谈会，他在发言中生动形象、满怀激情地说：“竺可桢先生的日记是一个汪洋大海，气象万千，鱼龙出没，里面精彩的资料令人目不暇接，这种目不暇接只能从头至尾看过一遍，你才能真正领会，所以我再一次强调竺可桢的日记空前绝后，将来是不可能有的。”
《全集》的编纂，搜集、辨识难度以及工作量均很大，日记部分尤甚。他的日记页面虽然大多工整、清爽，但记述时往往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心境下运用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不同的字体，还常常出现英文记述，又时以俄文、德文、法文等外文与中文混用，有时还有诸多方言及专业名词夹杂其中，个别的错别字与漏字也在所难免，所以辨读起来困难重重，费时费力。对编纂者学识的要求非常之高。《全集》得以高质量如期完成，有两位先生发挥了最为重要作用。
一是我国著名科学史家、《全集》主编樊洪业先生。他从科学史家的视角与高度，力排异议，坚持“存真”、“求全”的编辑原则，才使竺可桢著述与日记得以以原貌保存，并将以原貌流传下去。《全集》出版后，读者看到的是竺可桢著述与日记的真实全貌。上述编辑原则受到科学史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赞赏与充分肯定。
作为《全集》主编，樊洪业先生承担的工作量极为繁重，他把全部时间与精力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全集》编纂工作中。十几年来，在他的日历牌上没有节假日，每天按早晨、上午、下午、晚上4个单元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暂时放弃兴趣，自我约束少写文章，尽可能推掉各种活动，一心一意编纂《全集》。由于常年伏案工作，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最严重的那几年期间，受病痛的影响已经很难用笔写字，连走路都一度非常困难。虽然他一直希望能够多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但在身体最差的那段时间，首先想要完成的就是《全集》的出版。他认为自己身上有一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历史机遇。“我的身体真要是不行了，自己哪怕就是把这条命拼上也认了。”这种发自心灵深处的自白与宣誓，这种壮士奔赴战场般视死如归的决心、果敢与神圣感，使他的朋友与学生们受到深深震撼，在心中涌起无限敬意的同时，都希望他多加保重。
2014年4月28日樊洪业在《竺可桢全集》出版座谈会上作《全集》编纂工作汇报
樊洪业先生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博闻强识，文字功底深厚，著作宏富；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对科学、教育界的知名人物、重要学术机构和重要事件，都有深入研究；具有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富有创造性和创新性；收藏有大量近现代科技史史料，是《全集》主编的最佳人选。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樊先生的带领和十几年日以继夜的奉献，就不会有《全集》的顺利渐次出版。由樊先生担任主编，是竺可桢之幸，《全集》之幸，科学史研究者之幸，广大读者之幸。樊先生的功劳与苦劳，已经载入史册。
另一位是竺可桢的三公子竺安先生，精通英文，熟悉日记中所记载的众多人物与事件，帮助解决了不少难题，英文部分的审定工作全部由他完成。两位的密切配合，保证了《全集》编纂的质量与速度。
此外，还有黄宗甄先生和陈学溶先生，已届耄耋之年担任特邀校审。审校工作要求逐字逐句地核对原稿，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工作负荷之重可想而知。陈学溶先生在审校工作期间曾几次病倒住院，黄宗甄先生也多次因为疲劳而难以支撑，但他们在高强度的审校文稿工作中，投入了对竺可桢的爱戴之情和严谨的敬业精神。几年中，樊洪业与陈学溶之间的通信不下三百封。有时，樊洪业由于太忙没能及时回信，他就对樊洪业说：“樊先生，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跟你永别了，《全集》的事情我很着急，希望能尽快回答我。”现今，二老已驾鹤西去，当含笑九泉，他们的功绩和精神将与《全集》永存。
《全集》的出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功不可没，原社长翁经义、原副总编潘涛及出版社的三任领导功不可没。在有些出版社漫天要价的时候，他们分文不取接下了《全集》的出版人物，在人力、财力上给以重点保证，显示了以翁社长为首的领导团队非凡的眼光、勇气与魄力。十三载合作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重视出版品质，追求完美，讲求诚信，践行承诺，珍重友情。
樊洪业先生早在编纂《全集》之时，就考虑在《全集》完成后有必要编写《竺可桢年谱长编》，即嘱我在收集竺可桢文稿的同时收集有关年谱资料。他预想，待做完年谱长编后，还要撰写《竺可桢大传》，这也是大家的期望，他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他前些年还有撰写《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史》的预想，并逐渐在积累资料。但天有不测风云，从2016年以来，他受严重眼疾与重症所困扰，无法使用电脑做事，使这些美好的计划终成画饼。樊洪业先生的染疾，使他失去从事学术工作的能力，令他十分苦恼。我默默为他祈祷，盼望奇迹出现。但是，虽然不断就医，终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不幸于2020年病逝。他的满腹经纶与美好愿望，都遗憾地随他远去。作为领军人物，他的离去，是竺可桢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与中国科学院史研究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令人惋惜与心痛。
在编纂《全集》过程中，我与他有过十几年愉快的交往。他深厚的文史素养，锐敏的思维与出众的文字能力，作为科学史家的严谨治学与责任担当，对朋友与学生的不吝指教，成为深植我心中的不朽形象。他对我无私的帮助，以及使我在退休后有幸经历了参与《全集》编纂的一段美好时光，使我再一次与竺可桢结缘，人生过得更有意义，令我终生难忘。他的离去，让我痛彻心扉。
本文不惜笔墨在此介绍各位的功绩，只是为了记录在案，让读者有所了解，让历史铭记。
（作者曾任竺可桢秘书、原中国科学院技术条件局局长、《竺可桢全集》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