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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中指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前的科普要从“知识补课”转向“价值引领”，也就是说，不仅仅要告诉公众科学是什么，更要说明白科学为什么，让他们从“知其然”转向“知其所以然”。

如今我们处于一个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可以接触到无穷无尽的信息，而且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穷其一生也难以掌握某个专业领域的所有知识，正如《庄子·养生主》里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所以相较于获取知识来说，更重要的在于习得获取知识的方式方法，也就是信息搜集、整合与分析的能力，而这也给科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知识的搬运与传播相对比较容易，这得益于搜索的便捷性，但是囿于个人的认知能力总是有限的，所以总有一些知识是某个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的。从科普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有些知识对于特定的个体来说是不是真的必需。通常我们认为，知识本善，为了知识而学习知识是值得鼓励的，所以应该把追求知识作为科普工作者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但是，我们是否还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一下，在当今这个信息呈指数级增长且以“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为特征的“后真相时代”之中，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相较于知道某个知识点是什么，倒不如知道这个知识点是怎么来的，以及如果自己想了解某些方面的知识，该怎么去搜索更加重要一些。

就像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在《把宇宙作为方法——天体物理学家写给所有人的101封信》中主张的那样，“真正的科学素养不仅关乎知识，更关乎你提出问题的思考方式”。所以，科学的真正精髓是科学方法，或者可以说，科普需要从单纯地普及知识跃升到培养公众的科学思维能力和科学理性的层面。泰森还说，“人生中所有关键时刻，你的思考方式比知识更重要”。为此，“学校教给你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学习的方法。最理想的情况下，学校应该激发你一生的求知欲。”因为“在所有的教育目标中，这（思考方式）可能是最高的一个，因为在人生中所有关键时刻，你的思考方式比知识更重要。”虽然，他意在点评学校的教育，但是对科普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不过，“学校只教知识，不教思考方式。”

赫拉利也持有与泰森类似的看法，他在《人类简史》一书中曾这样写道：“目前有太多学校的教学重点仍然在于灌输知识。这在过去说得通，因为过去信息量本来就不大……但是，在21世纪，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在这样的世界里，老师最不需要教给学生的就是更多的信息。学生手上已经有太多信息，他们需要的是能够理解信息，判断哪些信息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能够结合这点点滴滴的信息，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

伯纳姆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也多次提及，科普不能仅仅教授知识，因为“只要还缺少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习惯，教育就不能停止”，而“强调方法是对科学普及的一个巨大帮助，因为它能使公众不必去执行困难的数学运算和记住多得可怕的大量事实，而无可争辩地掌握真正的科学。”否则，“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接受到的是日益增多的空洞事实，这些空洞的事实尽管是科学家发现的并披上了科学权威的外衣，但仍旧是空洞的。”

在这里之所以引用这些观点和看法，就是想表明，与教育类似的是，科普也不能落入只传授知识的窠臼，而是要在知识传播的基础上去发掘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只有公众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才能真正具备获取科学知识的技能，提升个人的科学素养，而这实际上印证了伽利略的名言，“你不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你仅能帮助他发现自己”。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