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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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用古老的中医药，促进人类健康，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分享到它的好处。自己一辈子想的，就是老老实实把科研做好，把课题做好，希望把青蒿素的研究做得更深入，开发出更多药物来，造福更多人，这也是我自己的兴趣所在。”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后，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屠呦呦这样说。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来，她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对奖项、荣誉，屠呦呦从未刻意追求；对采访、活动，她都是能避则避，“不习惯这种场合上的事”。年过九旬的屠呦呦心心念念的，还是青蒿素。

历经曲折艰难寻药

屠呦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药学家。她说过，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而诺贝尔奖，是中国科技工作者为祖国捧回的一件礼物。

1969年1月，屠呦呦了解到一个全国性大协作项目——“523”任务，它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

抗疟药的研发，就是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赛跑。接手任务后，屠呦呦翻阅古籍，寻找方药，拜访老中医，对能获得的中药信息，逐字逐句抄录。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种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课题组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

到1971年9月初，课题组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200余个，但效果并不理想。

只好再努力。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录》再到《温病条辨》……终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抗疟的记载，给了课题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来提取青蒿。实验过程繁复而冗长。1971年10月4日，在190次失败后，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屠呦呦报告该结果后，“523”办公室要求当年就必须到海南临床，看一看效果到底如何。

上临床就必须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当时，药厂停了，课题组土法上马，用7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设备简陋，没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屠呦呦整天泡在实验室，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有了提取物后，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又发现了药物的疑似毒副作用。药理人员认为，只有确证安全性后才能用于临床。

为了不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屠呦呦决定“以身试药”。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在医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随后，屠呦呦亲自携药，去往海南昌江疟区救人。

结果显示，该药品对当地、低疟区、外来人口的间日疟和恶性疟均有一定效果。再之后，屠呦呦课题组的组员分离出了有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再后来，青蒿素从实验室走向制药厂……

屠呦呦说，发现青蒿素，是一个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对青蒿素的研究远没有结束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和其他获奖科学家在瑞典和媒体进行了交流。

在场的记者回忆，屠呦呦回答问题时，多次提到“工作尚未完成”。她关心青蒿素的耐药性问题，关心青蒿素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在卡罗林斯卡学院演讲时，屠呦呦也指出，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

屠呦呦常常问这三个问题：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没有消除疟疾？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如何利用现代科技做好传承创新，防控新的传染病？屠呦呦也知道，对青蒿素的研究远远没有结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升级，她希望能诞生更多的新药。“我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祝愿他们超越我们,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屠呦呦担任主任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正围绕青蒿素的深化研究开展科研工作。团队一方面要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围绕临床重大问题攻关，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重要的、基础的生命科学问题，打破思维禁锢，借助新兴的技术，为原始理论创新和创新药的研发打好坚实的基础。

此前，屠呦呦将部分奖金捐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医科学院，成立基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激励他们产生更多发现和创新。好奇心和兴趣是科学研究的驱动力，但青蒿素的研发历程显示，对国家使命的高度责任感与担当也是一种驱动力。屠呦呦说，中国科技工作者肩负着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投身于科技创新发展义不容辞，这也就是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